眼下G20所要探討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似乎還比較遙遠，無論是構建超越貨幣主權的記賬單位——特別提款權（SDR），還是建立多元化的儲備體系，都注定是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從現實情況看，對于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改變對本幣釘住美元，漸進式與美元“脫鉤”，推進“去美元化”進程才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最重要，也是最務實的一步。
當前，全球貨幣結構越來越不能反映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美元憑借霸權稅不僅擾亂了全球信用總量、信用創(chuàng)造機制、真實經濟增長機制的關系，更導致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混亂，“美元陷阱”危機四伏。
現行國際貨幣結構是分為三個層次，美國處于全球貨幣結構的核心，其貨幣政策具有國際主導權，擁有向全球輸出美元貨幣的特權，即所謂的“核心國”；在外面一層是歐盟、日本以及加拿大、英國等實施匯率浮動的國家，即“浮動國”；而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都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貨幣制度，處于最外面一層，即所謂的“釘住國”。這種國際貨幣結構和貨幣制度完全賦予了美聯儲以全球中央銀行的權利，卻沒有任何有效的制度約束，美元真正成為“世界基礎貨幣”，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完全受制于美聯儲。
“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由于將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全球調節(jié)的職能權衡集中于美國之上，導致政策協調和成本分擔機制的沖突，全球也由此陷入無法擺脫的美元環(huán)流的漩渦，美元自身也要永遠擺脫不了“特里芬難題”。
貿易國家（大部分為釘住國）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脫節(jié)日趨嚴重，并進而引發(fā)全球經濟的危機循環(huán)。
事實上，近幾年，從拉美、到中東再到東亞，新興經濟體國家已經拉開了“去美元化”的大幕。2006年以來，部分拉美國家在貿易和融資等領域出現了明顯的“去美元化”傾向，減少美元在外貿和金融體系中的比例，加大本幣債券的發(fā)行力度，減少對美元資本的過度依賴。部分南美國家也發(fā)起成立“南方銀行”，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擺脫美元及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制約，實現金融獨立。
2009年，石油輸出國家的沙特、巴林、卡塔爾、科威特財長及中央銀行總裁，重申對創(chuàng)立貨幣聯盟及單一貨幣機制的承諾，并將盡快啟動。在亞洲，隨著中國與東盟自貿區(qū)的建立，中國與東盟之間開始了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試水。中俄兩國也通過貨幣協議安排使“人民幣—盧布”結算進程提速，這些都表明，一場新興發(fā)展中國家聯手抗衡美元的貨幣保衛(wèi)戰(zhàn)正在打響。
從中國自身的情況看，為了降低中國在對外貿易、跨境投資與外匯儲備管理方面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必須實現從“參考一攬子貨幣”過渡到“釘住一籃子貨幣”，構造一個歐元與美元組成的貨幣籃子作為調整的依據。按照貿易重要性重新確定籃子貨幣權重，改變目前貨幣籃子中美元的主導地位，這也是人民幣真正走向全球的第一步。
中長期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是爭取貨幣自主權的根本。在貿易領域，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已經大量在越南、俄羅斯、朝鮮、緬甸、老撾等國家使用，并能夠同他們的貨幣自由兌換，一定程度上說人民幣已成為事實上的區(qū)域性貨幣。近兩年，貨幣互換開啟人民幣區(qū)域化、世行首次發(fā)行人民幣計價債券，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已經擴展至所有國家等。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逐漸從經常項目層面小幅向資本項目層面轉變。2010年8月，央行允許相關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試點，此舉意味著境外人民幣新的回流和投資渠道的誕生，也是中國資本項目改革進程中一項重要舉措。
最后，人民幣國際化還必須經歷通過離岸中心對外輻射和人民幣回流的雙循環(huán)過程。要以發(fā)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依托，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盡快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建設規(guī)模，進一步豐富本幣境外投資、融資、儲備各項職能，完善人民幣回流機制建設，滿足境外機構多元化、多層次的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形成境內、外人民幣良性循環(huán)機制。
挑戰(zhàn)美元霸權地位的過程是漫長的，但這種努力正在發(fā)生變化，國際上一些經濟學家預計，在未來5年內，美元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將由現在的65%下降至50%，在十年內則進一步下滑至40%，美元地位的下降和新興國家貨幣的上升一定會真正改變全球貨幣體系的力量對比，而在這一過程中，與美元“脫鉤”一定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