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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4 作者:馬紅漫 來源:證券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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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為期兩天的第三次“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閉幕。從雙方對話的內容看，與前兩次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中，幾乎全部圍繞人民幣匯率進行討論有所不同，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成為此次對話的重點內容，并且將達成一系列的具體協(xié)議。
嚴格地講，關于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協(xié)議安排，并不屬于戰(zhàn)略對話的范疇。中美雙方當年確定這樣一個對話機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針對宏觀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重大議題，建立一個集中的高層交流平臺。因此，當產品安全問題被提上這一高端會議時，其實就從側面反應出，中美雙方在戰(zhàn)略問題上短期內達成重大共識的難度很大。
事實上，從中外媒體報道所關注的焦點看，人民幣匯率問題依舊是對話的核心。美國財長保爾森更是背負著緊盯人民幣、促使人民幣升值提速的重要使命。在對話開幕式上，保爾森就直奔主題，表示“中國應加速人民幣升值，令匯率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經(jīng)濟的基本面”，認為“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依然是解決中國內外失衡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此，中方此次的應對策略顯得更加堅決，商務部副部長陳德銘回應說“如果人民幣過快升值，將引起中國經(jīng)濟波動”，并且直接地表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已經(jīng)達到了6%，“應該說夠快了�！�
與會場內的意見分歧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之前有媒體報道“兩套人民幣匯率改革方案”已經(jīng)上報，市場中盛傳人民幣匯率制度可能會出現(xiàn)重大變化，外匯市場因此再度上演了“保爾森現(xiàn)象”。
市場期許與對話雙方堅決的立場表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其實并不奇怪。“對話”的含義正是擺明雙方的立場底線，隨后才是逐步在雙方可以接受的范圍內達成妥協(xié)。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制度安排，盡管坊間存在諸多傳聞，但是至今官方的表述從來沒有變化，那就是人民幣的制度改革首要考慮的是中國自身的經(jīng)濟需要，而不會屈從于外部壓力。事實上，在這一基本立場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美方所謂的頻頻“施壓”舉動更像是討價還價的技巧，漸進式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早已經(jīng)是美方不得不接受的“共識”了。
當然，這樣的“共識”并不會讓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失去亮點。盡管所謂的“匯率問題”一直是對話的焦點，但其實這一問題本身也不過是雙方利益博弈的“幌子”。不妨來看看美方的談判思路：美方一直以中美巨額的貿易逆差“說事”，認為這是中方的責任。對此，中方的政界和學界不厭其煩地做出了解釋，指出逆差的根源在于雙方需求的互補性，是由于中國的高儲蓄率與美國的高消費率、中國的低價產品與美方旺盛的市場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對此，美方雖然早已心知肚明，并且清楚地知道即便人民幣匯率升值，也只會讓進口需求轉向其他國家，逆差問題會更加嚴重。但是美方卻始終圍繞人民幣升值做文章，其背后的真實用意顯然并非在于匯率本身。
其實，在中美之間交流溝通機制相當完善的情況下，所謂的匯率問題早已經(jīng)淪為美方的談判砝碼，在明明知道中方不可能做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通過不斷地挑起匯率問題爭端。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他談判領域獲得利益補償。
對于美方的實際利益而言，盡管實現(xiàn)中美雙方的貿易均衡的確是現(xiàn)實目標，但是即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也只會讓中國勞動密集型的貿易優(yōu)勢產品減少對美出口，這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美方真正的利益所在是擴大中方對美國的進口，其中美方產業(yè)優(yōu)勢最明顯的就是金融服務業(yè)。
這一策略早在保爾森先生的前任，也就是由斯諾擔任財長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顯現(xiàn)。2005年10月斯諾曾在中國停留時間長達8天，并且大談金融開放對擴大中國內需的積極意義，認為中國的核心經(jīng)濟問題在于內需不足，而內需之所以不足是因為金融市場不發(fā)達、金融工具匱乏。保爾森顯然延續(xù)了這一思維方式。
從現(xiàn)實情況看，美方的這一策略取得一定成效。諸如QFII額度從100億美元放寬至300億美元、合資券商制度開閘等等都是例證。而就在剛剛結束的第三次戰(zhàn)略對話中，雙方已經(jīng)就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達成一系列協(xié)議，其中包括中國同意允許包括銀行在內的外資企業(yè)在中國境內發(fā)行債券和股票，這必將對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構成和趨勢造成較大影響。
在國際間的經(jīng)貿爭議中，不變的是核心利益，變化的只是談判的具體指向。如何能夠在“以我為主”的政策主導下，同時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依靠靈活而非僵化的政策制度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講，“策略”甚至要重于“戰(zhàn)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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